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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赶上了电子商品寿命大大缩短的潮流，电子产品制造商对个性化等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看准时机一口气上市大量产品也成为盈利的前提，而富士康恰恰能帮客户达成这一目标。正因速度与灵活性、个性化之要求，富士康许多工作无法由机器代替。

“如果我们仅是做组装，人力至少可以减少70%到80%。”李金明说，垂直整合程度越深，越需要人工参与。因为客户的订单数量和要求富有多样性，这种情况下，最可靠的就不是机器，而是训练有素的工人。“客户今年要求做5万，明年做8万。最有效率的方式，就是设备不变情况下投入人力，让技术同质性的人员能够相互调动，如果一条线需要支援，调来三千人马上就能够生产。”何友成佐证说。

富士康的制造文化，带有强烈目标导向与效率导向，这种文化下浸润出来的工人，是一流产业工人，他们行走坐卧都有富士康的特点，甚至习惯使用相同的语言体系。

许多人指责富士康的生产方式是将人异化为机器的一个部分，实际并非如此，郭台铭是力图通过合格的“工业人”，让机器具备人的灵活性。

正是这些，确保了富士康前20年的高速发展。

规模悖论

2009年的鸿海股东大会上，郭台铭放言，2009年营收依然要延续他每年增长三成的目标，他自己也慨叹，“超过一兆的公司一年要增加三千亿营业额，就好像每年要生一个二十五岁孩子一样。”而2008年公司增长仅22%，郭率先垂范，经常开会到半夜，压力自他而下逐级传导，最终承接的是一线工人。

通常，工人一天工作十小时，中午有一小时休息，有的岗位需要工人站着，约每隔2小时休息10到15分钟。对多数工种来说，工人最大的对手不是劳动强度，而是枯燥乏味。“每天重复一个简单工序，确实也是一种心理压力，虽然没有什么体力活，但要求不能随便走动，否则一个工站的积压会影响下一个工站的工作。”陈宏方说。

郭台铭并非没有意识到代工产业的特点与人性的冲突，他力图将工作与生活分开，工作中诉求控制，生活中诉求快乐。走进龙华园区，俨然“企业办社会”：免费网吧；更便宜的大润发超市；亚洲最大的中央厨房，每天要消耗30多吨大米，30吨蔬菜，200头猪，6万个鸡蛋；还雇下深圳四家最大的洗衣公司，为员工免费洗衣，每年为此支付6000万费用。

硬件的改善，远跟不上富士康的扩张。

管理断层也在于此。“军令”在中层尚能畅通无阻，再向下传递就有滞涩感。特别是组长、线长的管理行为往往不易控制。“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安排任务，本身也着急，有时候下属不听话，他一急就口不择言骂人。这个很头疼。你对这一类主管也不能直接说‘你不能这样子’，否则他一撒手不管了，可能质量上又惹出个大麻烦来。”李金明深感左右为难。

规模产生效率，规模产生利润，但随着规模日增，规模的边际效益在下降，规模也会产生烦恼，尤其是当数十万产线作业员都处于躁动的青春期时。“代工之王”富士康，最先重重地撞上了这面玻璃墙。

集体反思

尽管批评家们认为，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代工企业，是“血汗工厂”模式。但企业界人士认为，代工模式在中国远未完成其历史角色，中国在短时期内不可能也不适合丢掉“世界工厂”的帽子。只是，把客户视为上帝之时，企业也应让工人分享更多。

不过，代工企业受制于客户，通常不愿与客户博弈。郭台铭即为代表人物之一。

实际上，代工企业并非全无博弈能力，如果客户离开了富士康，也是双输格局。iPhone在全球80多个国家同时上市时，就要依赖富士康相关事业群提供的垂直爬坡量产服务。该事业群从2009年开始生产iPhone第三代手机，为此架设了18条线，富士康一位高管透露，2009年5月27日到6月6 日，富士康用短短10天就组装了苹果急需的64万部手机。

不只富士康，也不只“做做样子”的客户，整个制造业都到了一个需要反思的节点。

锡恩公司总经理姜汝祥将富士康事件戏称为“上帝的暗示”，“如果不读懂这个暗示，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灾难。”他所解读出的“暗示”是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重要的核心，是将“人”认定为产业最大资源。

如今，富士康事件正在珠三角企业群中掀起一场影响深远的风暴。姜汝祥大量客户都在珠三角，过去企业间都心照不宣，知道企业如果不加班就根本没钱赚。姜和他们讨论加班、压低工人工资之外的其它方法，对方往往长叹一口气，“姜博士，你说的挺对，可转型和升级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我现在没有利润怎么活？”

事实上，富士康的每一起跳楼事件，都会深深刺痛他们的神经，令其不寒而栗。姜汝祥发现，许多人近期都不声不响地给厂房加装除尘设备，盖新宿舍，或多少涨一点薪水。

帝国的出路

撤回台湾，将园区做小、分拆，看似因“跳楼”事件而起，实际却非郭台铭心血来潮。

李金明告诉本刊，三年前，富士康就已确定深圳基地要转型成一个研发中心，只保留以科技含量高为主的少量产品。“我觉得一个园区基本上不超过十万人，是个比较理想的数字。”

这也符合深圳市的规划。2005年，深圳提出土地、能源、劳动力、城市容量“四个难以为继”的担忧，自此开始了一系列 “腾笼换鸟”式的产业置换。

2008年经济不景气，富士康分割产业园的计划暂时停顿。不过，将规模“缩小”，比做大难度更高，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大部分已在深圳扎根，不愿意搬迁到内陆，再者员工也不可能一下子几万人都搬出去，否则配套跟不上。另外，也不是富士康想搬就搬，还要争取客户同意。富士康深圳园区生产流程相当紧凑，如果搬迁，就涉及客户产品的分割，而且过去都是富士康跟着客户搬，如果倒置过来，需要一些说服工作。

另一个现实问题是，本来有望接班的弟弟郭台成三年前离世，由此，接班人的问题再度浮现——郭台铭将如何培养接班人，传承公司基因？这将是漫长的接班，甚至可能会贯穿郭未来的“黄金十年”，而最终结果也可能是鸿海由帝国大一统，变为“诸侯自治”。

而郭台成病逝后，是否还有人能以一肩之力挑起鸿海的十二大事业群，是个巨大问号。

有人曾将鸿海高管分为四类，戴正吴、徐牧基、卢松青、游象富等旧部，程天纵、蒋浩良、吕芳铭等前外企高管，简宜彬、锺依文等内部培养的新秀，以及李光陆、黄震智、刘灯桂等因并购等吸收的空降兵。谁能成为继位者？无人知晓。

郭台铭的驭人术之一就是内部竞争，仅手机机壳模具厂内部就有多家，相互之间比拼成本与效率。每到年底公布成绩前，没几个事业部负责人敢把心放到肚子里。每隔三年，鸿海内部就会进行一次组织变革，事业部之间会合并、分解，以不断的组织再造保持活力。

显然，郭不会离开最具优势的代工领域。但在代工领域，想继续保持30%的增长并非易事。

2009年富士康高调推出了“万马奔腾”计划，号称要征召并训练一万名员工，让他们回乡开数码专卖店，并可以占有店面一定股份，“我们不做品牌，只卖客户的产品，中间没有库存，都是帮客户直接出货。”郭台铭信心满满。

郭在通路上的规划是“虚实并用”，另一项目为“飞虎乐购”。这是一个B2C电子商务网站，在龙华园区内开设有体验店。

外界一度传说富士康将借此挑战国美、苏宁，甚至淘宝，其实仅是想象。据本刊了解，富士康在通路上的操作路径尚不清晰。郭所说的“一万家店”，激励员工的成分更高，实际运作可能是另外一回事。

“富士康谈服务不是一年两年，而是至少十年了，可没有这样的思路和人才。做制造是精打细算地省钱，做服务是大把大把花钱，完全不一样。”接近郭的一位投资者告诉本刊。与成熟渠道商不同，鸿海在产业链上处于被动位置，且很有可能与客户的现有渠道冲突。

下篇

郭台铭：“总裁我”

5月28日12点，会议室的门开了，郭台铭陪一位官员走出来，表情谦恭，甚至木然。他穿一件深色西装，面色苍白，行动迟缓，似又憔悴几分，记者叫了两次，他居然没有听见，后来才缓缓回过头，连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实在不方便，不方便。”

他无心回答任何问题，只自顾自地念叨着，“关爱，关爱，关爱，关爱”，“(我们现在)还是要首要处理这个事。”那一刻，令人感觉“成吉思汗”也会伤透脑筋、无可奈何。

在集团内部，跳楼事件代号为“TL”。郭的一位朋友透露，“‘TL’是郭台铭遭遇的最痛苦挑战。之前有过更困难的局面，但他至少知道对手在哪里，症结在哪里。知道对手，他总能够击败，知道结，他总能够打开，可现在他面对的是一个看不见、摸不到，又不知什么时候跳出来扎你一枪的敌人。”

双面性

郭台铭所欣赏的大陆企业家任正非三年前也曾面对类似敌人。华为2007年前后因连续发生员工跳楼、猝死事件，社会评价跌至极点，整个公司生产经营都产生紊乱。任痛定思痛，反思很久，并写下“管理的灰度”一文。

郭台铭是一个缺乏“灰度”的人，这是他最大的优点，也是他最弱的软肋。

他一生敢做敢想，快意恩仇，因缺乏灰度，常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面，即严苛又宽容，即节俭又慷慨，即暴躁又温和，即狡诈又单纯。这是一个发脾气时令人做梦都不想遇到的老板，也是一个在发奖金时令人做梦都希望遇到的老板。

郭台铭骂起下属来毫不留情，虽然脏话只限于“他妈的”，动作仅限于摔杯子，不过声音洪亮，气势逼人。而且他只骂最亲近的人，如果一个低阶主管犯错，他很少直接指责，而是把其上司传唤来，骂个狗血喷头，面色苍白的低阶主管就一直站在旁边。“那滋味真是比骂我难受多了。”一位有过这种“惨痛”经历的课长说。

对某些道德标准，他达到了“洁癖”的程度，例如诚实、信用、责任心等，要是他认为一个下属道德上存在这些瑕疵，那对方也就离出局不远了。郭台铭一直对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心存不满，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王在竞争中采用了不光彩的手段，富士康与比亚迪那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远未结束。

郭台铭树敌无数，不仅与他凶猛的商业策略有关，往往也是口无遮拦。巴菲特投资比亚迪之后，郭台铭就公开质疑，隔空发问其是否敢开比亚迪的车子上班。

郭台铭的慷慨也同样有名。除了广为人知的尾牙盛宴外，还常有出人意料的“挥金如土”。2010年1月22日，他从越南赶回深圳参加集团年终晚会，晚会上集团魔术师晁磊刚表演逃脱术，郭突然给他增加了难度，要他反拷双手，从木箱中逃生；此前晁磊刚从未如此表演过。他让心血来潮的老板弄得昏头涨脑，勉强表演成功，郭台铭立刻亲自递上十万元支票，还让他去台北演出，环岛七日游，并提出要做他结婚时的证婚人。

最能写照郭台铭双面性格的，莫过于他所经常提及的八个字“胸怀万里、心细如发”。2002年底的联欢会上，党委副书记李永中将其稍加变化做了副对联：“心细如丝释科技奥妙，胸怀万里领资讯风骚”，郭大悦，立即奖励10万元，可见他这对八个字的欣赏。

“总裁我”

郭台铭的心结之一，是处理与本土干部的关系。按照他只骂“最亲近人”之习惯，过去小范围内开会常常不让陆干参加，担心自己一时搂不住火，骂了陆干，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再加上组织机构中，台干与陆干搭班子，通常是台干为主、陆干为辅，而且台干是与鸿海签协议，陆干则与富士康签协议，前者股票更多，因此常有人指责富士康对两地的干部不公平。如今主攻内需市场，必然要更倚重陆干。他专门做了“晋用本土干部”的讲话，称“没有台干，没有陆干，只有能干。”要争取连续三年把每年台干派驻大陆厂区的比例减少20%。

在郭的铁腕之下，鸿海得以在成立36年后仍持创业状态。

杨应超曾委婉指出：也有很多投资人非常担心，(鸿海)会不会出现像乾隆皇帝后期的情形，乾隆说什么都对，种下了中国近代由盛转衰的因子。这种担心并非多余，一位富士康前高管曾不客气地说，郭台铭过去的傲气源自自信，近年来傲气源自自负，“有时会不切实际。”

事实上，郭台铭并非每一次投资都精准，十年来，平均每两年出现一次投资失误。“有时是因为他决策快，有时是因为他高估了市场份额，有时候是因为上当受骗。其他同仁会对投资的案子提供意见，最后的决定通常他还是自己做，他的决定也简单，往往就两个字——‘干吧’!”

在沸沸扬扬的“凤凰计划”中，鸿海前前后后大概亏掉了2亿美元。

翻阅郭台铭讲话可知，他习惯自称为“总裁我”，一篇讲话中有时要出现十多次，这个有点奇怪的自我称谓，也将他对“帝王气息”的追逐显露无疑。

在这场风波之后，他愿意走出自己的紫禁城吗？